1941年11月，中共盐阜区党委决定，将阜宁县东北地区划出，建立阜东县（今滨海县）。此后，阜东县委、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，大力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，为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原地斗争奠定坚实的政治、经济基础。
　　开展民主运动，加强政权建设
　　阜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初创阶段，面临相当复杂的政治局面和极为艰巨的工作任务。群众尚未发动起来，封建残余势力仍很强大，新生政权没有足够多的干部深入群众、宣传群众、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。全县在县区两级建立了党领导的政权，下辖的乡、保几乎原封未动，依然使用旧政权的原班人马。这对巩固新生政权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极为不利。
　　为改变此现状，阜东县委开展以改造旧政权、巩固新政权为目的的民主建政运动。民主运动的实质是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翻身掌权。县委决定首先发动群众，开展民主、减租、生产三大运动。民主运动旨在政治上削弱封建势力，减租减息要在经济上减轻封建剥削，生产运动目的是创造物质财富改善群众生活。县委决定秋收时节以减租运动为中心，农忙季节组织领导大生产，农闲时节以民主运动为主。1942年11月，阜东县政府第九次行政会议决议：“当前的中心工作，除紧急准备反‘扫荡’外，对全县来说中心工作仍然要放在生产运动、民主运动、减租运动上。”在以反“扫荡”为中心任务的1943年，县委、县政府坚决领导反“扫荡”斗争，但只要日、伪军一离开，就“见缝插针”继续组织三大运动。1944年初，阜东县委、县政府及时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，部署以后一阶段以民主运动为中心的工作任务。第二次反“扫荡”胜利后，民主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，在大生产运动、统一战线工作、整顿健全群众团体、培训干部、扩展主力和地方武装、减租减息等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。
　　其次，进行乡、村（保）政权的选举改造。1942年冬天，由县委副书记尹阿根率领7人工作组在四区卫北乡进行典型试点，为民主运动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。接着，运动便在全县铺开。12月10日，县政府印发《乡选委员会组织法》《乡选举法》《乡选工作步骤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》等指导性文件。1943年1月8日，县政府行政会议通过《关于乡选中人民检举事件的处理办法》，在总结前段运动经验的基础上，对今后运动作具体指示。在选举中，各乡、村经过酝酿准备、检举大会、建立公民小组、讨论提案、代表大会、公民大会、实施选举等7个步骤，清算旧政权工作人员的各种歪风邪气和罪行，罢免他们的职务，打碎旧的压迫人民的工具——保甲制度，建立以劳苦大众代表占优势的、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崭新的政权组织。为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新政权的健康成长，县委、县政府制订《乡政人员公约》《公民公约》《拥军公约》等。《乡政人员公约》具体内容是“十要十不要”：一要依靠人民，不要脱离群众；二要熟悉民情，不要捧上压下；三要刻苦耐劳，不要吃喝嫖赌；四要办事民主，不要苟循私情；五要公正廉洁，不要贪污受贿；六要顾全大局，不要包庇坏亭；七要贯彻法令，不要违法乱纪；八要以身作则，不要仗势欺人；九要努力生产，不要轻视劳动；十要虚心学习，不要自满骄傲。新生的乡、村政权有力地组织领导人民群众，积极完成减租、生产、征兵、备战等各项任务。
　　开展减租减息，打击封建剥削
　　1941年夏收时节，阜宁县东北行署颁布减租减息法令，但由于根据地建立不久、地主豪绅破坏、匪患干扰等原因，这个法令未能彻底实施，次年2~3月才开始退租，三区、四区、六区、九区逐渐打开局面。秋收时节，各区继续搞减租运动，但因日、伪鼓噪“扫荡”，封建地主抵制破坏，不利的斗争形势使得此后一年多时间的减租减息工作进展缓慢。地主豪绅抵制减租减息的方法五花八门，主要“招术”有抗分、私分、少分、假分、吓分、骗分、拖分、躲分、赖分、逃分、溜分，还做假债、假合同、改租、夺地（以抽回佃田要挟佃户）等。对地主这些花招，阜东县委、县政府及时发动群众作无情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民运工作队的同志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，帮助农民深入思考“穷人是不是天生命苦”“地主和农民究竟谁养活谁”“会不会变天”等一系列问题，从而坚定“抗战必胜，革命必胜”的信念，树立“佃农翻身做主人，掌握印把子”的决心。全县出现了许多敢于同抗租地主作斗争的积极分子，终于取得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。1944年1月19日，县委书记薛尚实在《十大政策执行情况》的报告中指出：“一九四二年，减租地主三千七百二十户，得租佃户九千二百户，减租粮有一百多万斤。一九四三年，减租地主三千九百二十八户，得租佃户一万三千户，减租粮有一百二十多万斤。”到1944年，减租地主发展到4245户，减租退租粮达240万斤，平均每个佃户得粮食589斤。
　　开展生产运动，发展地方经济
　　1940~1943年，由于日、伪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　动派的包围封锁，解放区的财政与经济遇到极大的困难。阜东县不光经常遭受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造成的人祸，还时常遭遇水、旱、蝗、疫等天灾。为取得反“扫荡”斗争的胜利、打破国民党反 动派的封锁、解决广大军民的生活困难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新生政权，阜东县委、县政府遵照党中央、毛主席关于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指示，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，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生产大军，掀起了轰轰烈烈、扎扎实实的大生产运动的热潮。
　　运动规模之大、范围之广、收效之巨、影响之远，令人瞩目。各区、乡、村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种植粮、棉、油等为主的农业生产，进行养猪、捕鱼、种菜、织席等项目的副业生产，还领导了纺纱、织布、晒盐、运盐、榨油、制糖等工业、手工业生产。与此同时，水利建设、治虫抗灾等与生产、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作，也搞得卓有成效。从乡村到集镇，从党政机关到部队、学校，各行各业都被动员起来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。随着生产的蓬勃发展，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，并有力地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。
　　1941~1942年间，全县相继建立了各级生产指挥机构“增产委员会”、各类生产组织合作社、互助组、代耕队、换工小组等。1942年8月，全县加入各类生产组织的群众有四、五万人。各乡、村、户制订生产计划、家庭计划、节约措施。县政府多次发放贷款扶持生产，从多方面加强对生产的领导，1942年10月颁发《棉田增产办法》，1944年5月，颁布《保护耕牛、养猪积肥办法》。各地开展各种生产竞赛，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有深度、有广度。
　　广大农民发动并组织起来后，大家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，全县军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迅速、明显的改善。1943年底，卫北乡条堆庄总结发现，该庄三麦、玉米、高粱、大豆、山芋等作物的单产、总产均有大幅增长，各项副业收入超过原订计划。三坝、八巨等区，往年胡萝卜是群众的代食品，成为度荒年的命根子，但现在吃它的人逐渐少了；山芋干原是重要的口粮，可在开展大生产之后不少人家拿它当饲料。往年一到春天，很多村便有半数以上的人外出逃荒要饭，如今没有一人出去，还有不少贫苦农民家庭买了田地。
　　在大生产运动中，阜东县的副业生产搞得很好，纺纱织布、晒盐运盐的成绩相当显著。随着棉田的大面积开垦，棉花产量大幅度提高，民主政府很快意织到，因地制宜发展纺织事业，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措施，既可以直接解决广大军民的衣着问题，又可以推动全县经济的发展。1942年春天，阜东县委提出“家家纺纱，户户织布”的口号，发放数十万元贷款作为发展纺织事业的资本，并建立各级纱布交换所，专门负责调节纺织原料、解决产品销路。各地群众纷纷赶制纺纱车、织布机，学习纺织技术。数月工夫，全县办起纺纱车、织布机几千架，纺织小组遍布全县，迅速掀起纺织热潮。据统计，1941~1942年间，全县织出的土布至少有十万匹（每匹长四丈，宽一尺二寸），价值法币2000万元。1943年10月，以植棉业为主的六区组织棉农合作社，社员有509人，资金52000多元，收棉花1000担以上，织土布7000余尺，社员分得红利40000余元。1943年，阜东县盐业收入占全县生产总值的第二位。
　　开展兴修水利，筑牢农业根基
　　 1941年，刚刚建成的宋公堤抵御了史上最大的海啸，保护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，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赞扬，成为苏北地区伟大的民心工程。阜东县政府再接再厉，在抗战的炮火声中，继续组织广大军民在内地开沟挖河，修堤筑坝，进一步兴修水利。1943年12月间，五汛区仅用15天内便打成“抗日坝”32道，修筑“抗日沟”（兼作战壕）190条，还用7天时间兴建“抗日桥”1座。接着，动员数千民工在五汛港和鲍家墩之间开挖一条长达13里、有3条支河的汛鲍河，有170余顷荒滩变成良田，两岸百姓广受其益。1945年4月8日至5月8日，阜东全县共修大小河道50条，其中较大的主干河有五汛区的中心河、华成区的三涧河、八巨区的三民河，支河、港道有如獐沟区的李大港、王家港等，挖土总量达181810立方米，起到很重要的抗旱、排涝作用。新开挖的沟、河两岸大片荒地得以开垦，全县增加耕地面积达72815亩，不包括群众自由开垦的若干田地。整个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里，战事频仍，任务艰巨，但全县水利工程建设几乎一直没有停止，筑牢了农业发展的根基。
　　开展商贸活动，搞活根据地经济
　　日、伪、顽经济封锁，造成阜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上的极大困难。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，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学会做经济江作的指示，充分利用抗日根据地出产农副土特产品的有利条件，积极开展商贸活动，进行物资交流，保障抗日军民的生产、生活需要。县成立贸易公司，在八滩、獐沟、蔡桥等地成立支公司或商店，通过经济贸易活动，同日、伪、顽进行经济领域的斗争。全公司有50条船作为流动仓库，灵活应付敌人的“扫荡”。贸易公司主要经营粮、油、棉布、棉纱、百货，收购生猪、大豆等土特产。贸易公司成立有利于支持抗日根据地“抗币”的流通，保证各种物资供应渠道畅通；有利于调节全县市场，繁荣根据地的经济；有利于打击不法私商，牢牢掌握市场的主动权。
　　针对敌人的封锁、破坏，贸易公司根据形势的需要，改变贸易策略，采取集中、分散相结合的方式，开展游击贸易，把生意做活。在八大家、八滩、北坍、如来庵、蔡桥、六套等地设点供货，向群众出售生活日用品。在敌人进行“扫荡”的紧张时刻，贸易公司采用担挑售货方法，走乡串户，使人民群众买卖大为方便，也安定了人心。针对敌占区不用“抗币”，贸易公司就通过特殊商人以物换物，用本地土特产品换回人民群众日常需要的物资投放市场，有布匹、药品、火柴、煤油等。公司收购几千头、上万头肥猪，加工成各种特色咸肉，通过商人运到海安、南通、江阴等敌占区，换回解放区紧缺的物资。各种灵活的贸易方式调节了全县城乡的供求关系，繁荣了解放区的市场，安定了民心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，对坚持抗战、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　　　（封长林）